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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Ofili在1968年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的一个天主教家庭。父母是尼日利亚人。他在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二，和其他兄弟姊妹们一样，都就读于天主教学校。截止到他出生时，他的父母在英国只待了三年。在异国他乡，谋求生计本就不易，更何况还带着孩子。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努力工作，争取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
夫妻俩都在英国零食品牌McVities的饼干厂工作。但奥菲利的父亲却在奥菲利才11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回到了尼日利亚。在那里，他有了另一个家庭。为此，他的母亲不得不独自一人撑起家庭的重担，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了30年。她最终把奥菲利，还有他的妹妹和两个兄弟供上了大学。可以说，没有母亲的付出，就没有奥菲利的一切。
尽管如今的奥菲利早已是国际知名的大艺术家，但对于少年时代的奥菲利来说，他真正想当的，其实是一名“木匠”——具体来说，那时他有了成为一名家具设计师的想法。 当然了，人的想法都是会变的。 1988年，奥菲利出于自身对于 家具设计的兴趣，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塔姆塞德学院（ Tameside College） 注册和申请了有关艺术的基础课程。 通过这一个契机，他发现了自己对绘画的热情。
1991年，他在切尔西艺术学院获得了美术学士学位，在那里他结识了艺术家西蒙·凌（Simon Ling）和比他大七岁的苏格兰画家彼得·多伊格（Peter Doig）。多伊格说:“奥菲利总是看起来年纪大一些。我认为他从不缺乏自信，无论是对工作还是对自己。”两年后，奥菲利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获得美术硕士学位。
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奥菲利在英国文化协会的奖学金下参加了津巴布韦的一个国际艺术研讨会。之后，他走遍了津巴布韦，包括参观了津巴布韦西南部的马托博国家公园。在那里，他遇到了史前洞穴壁画，其中许多是由数十万个点组成的。在另外的地方，他看到了野生动物和大象的粪便，他把后者收集起来带回了伦敦。
第二年，他获得了柏林的艺术奖学金。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全身心投入到充满了许多活力的夜生活中，并学会了如何将自己对嘻哈的热爱转化为艺术。他说:“他们允许其他人在24小时内的任意时间进入学校，在波茨坦广场被炸毁的地下室里有一家夜总会，播放着令人惊叹的嘻哈音乐。音乐是充满电的电池。我想画一些感觉像那种音乐的东西。”
像奥菲利这样的一代“新欧洲人”，成长于又一个族群矛盾尖锐的年代。即使是作为万里之外的局外人，我们也都可以感觉到，或许欧洲从来都没有族群矛盾不尖锐的时候，只是矛盾的激烈程度在不同的年代有所差异。
早在他出生的那一年，也就是1968年，英国的国会议员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就已经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血河”演说（Rivers of Blood speech），认为移民会带来危险，主张用强硬的措施回应冲突。
在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像国民阵线（the National Front）这样的种族主义政治团体挑起了焦灼的事态，全国各地发生了骚乱。1993年4月22日，也就是在奥菲利才20多岁的时候，黑人少年斯蒂芬·劳伦斯（Stephen Lawrence）在伦敦东南部的埃尔瑟姆等待公交车时，被种族主义者蓄意袭击和杀害。但当地警方却没有尽到职责，草草敷衍了事。
很快，英国的社会各界对警方调查的不满引发了种族关系紧张，警察的形象遭到了质疑。在这种不和谐的环境中长大的奥菲利，被社会上各种层出不穷的族群冲突事件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刺激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有关种族和身份的社会问题。
奥菲利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涉及“黑人经历”的元素。这些作品明确地反对种族主义，经常挑战白人至上主义及其在街头上的真实暴力，和在欧洲的画廊世界中的象征性的暴力。奥菲利也是少数几个以警察暴力对待黑人为主题的艺术家之一。对于这类主题，他往往会使用柔和的深色调，与他通常所惯用的那些观感明亮、充满了许多活力的画作，截然不同。
时势造英雄。个人的成功，固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更要依托于大环境。1997年，英国兴起了“酷不列颠”(Cool Britannia)运动。在这样的一股浪潮中，英国渴望将自身重塑为一个新鲜而充满了许多活力的文化实体。乘着这个“风口”，奥菲利凭借独具特色的作品一举成名。
同年9月，著名艺术收藏家查尔斯·萨奇（Charles Saatchi）的展览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开幕，展出了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翠西·艾敏（Tracey Emin）、马库斯·哈维（Marcus Harvey）和查普曼兄弟（the Chapman Brothers）的作品，他们后来被统称为“英国青年艺术家”（YBA）。
不幸的是，这次展览几乎引起了普遍的愤怒，尤其是因为，在这些作品中，克里斯·奥菲利描绘了“一个黑色的麦当娜”，并将有关生殖器的图像和他从非洲带回来的那些大象粪便拼接在一起——对大象粪便的使用也在后来成为了他的标志。
对于奥菲利来说，使用大象粪便也是将非洲景观带入作品的一种方式，突出了非洲一些文化中认为大象粪便是神圣之物的信仰，并通过将粪便作为现成物品向现代主义致敬。
同样是在1997年，受害者斯蒂芬·劳伦斯的母亲多琳·劳伦斯(Doreen Lawrence)在承受着巨大悲痛的同时，坚持不懈地为正义而奔走，终于使英国官方对她儿子之死的调查于这一年展开。后来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伦敦警察厅对这起谋杀案的调查混乱无序，并受到制度性种族主义的影响。
1998年，奥菲利制作了他的著名作品《No Woman, No Cry》。这幅作品的名字来自鲍勃·马利(Bob Marley)的一首歌，是一幅黑人女性侧面的抽象肖像。画作中的“她”，泪流满面，每张照片上都有斯蒂芬·劳伦斯(Stephen Lawrence)的照片。
在这一起社会事件中，奥菲利对劳伦斯的哀悼，使他于1998年赢得了英国艺术家的最高荣誉之一，特纳奖（the Turner Prize），并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彼时的他，年仅30岁，而且还是特纳奖历史上第一位黑人获奖者。那一年，他在纽约、伦敦和柏林举办了个展。
当他被邀请成为著名的皇家学院的成员时，他拒绝了，并且宣称：“皇家学院外面有停车位吗?因为，若不是这样，我看不出对我有啥好处。”
1999年，当奥菲利的作品被带到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展出时，他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国际人物。尤其是他那副把大象粪便作为原料之一的《圣母玛利亚》，更是引起了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还有纽约大主教、红衣主教约翰·奥康纳(John OConnor)的愤怒。
朱利安尼宣称：有一位艺术家“向圣母玛利亚的肖像扔大象粪便”，用这种不尊重他人信仰的方式创作了一件作品，而现在布鲁克林博物馆(Brooklyn Museum)要用公共资金来展出这件作品。他表示，要通过撤回博物馆资金来惩罚这种“仇恨犯罪”。 红衣主教奥康纳说：“对圣母的攻击已发生，需要回应。”
“你没有权利……”朱利安尼补充说，“因为亵渎别人的宗教而获得政府补贴。”甚至连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都在当时，对奥菲利表示强烈谴责，还称其为“堕落的东西”。 争议了两个月以后，这幅被放在两坨大象粪便上的《圣母玛利亚》被一位年长的游客用白色的油漆“袭击”。他声称这幅画“亵渎神灵”。
当时，这位老人假装生病以分散保安的注意力，然后将油漆喷到了他们用来保护作品的盾牌后面。 在这种情况下，奥菲利饱受舆论争议，更何况纽约的市长和社会各界都表露出了深深的不满，展览自然也就只能停办了。
同年，在接受《》采访时，他谈到了这种反弹:“攻击这幅画的人是在攻击他们自己的解读，而不是我的。你永远不了解什么会冒犯别人，我觉得我不该再说什么了。”随之而来的媒体闹剧让奥菲利感到很不痛快。
第二年，也就是在2000年，他和他的密友彼得·多伊格一起去特立尼达举办了一个艺术研讨会——避避风头。对奥菲利来说，成功是有情感代价的——名声让他有“轻微的罪恶感”——他沉默了，拒绝接受各个媒体采访，在争议期间远离聚光灯。
“成功可以压倒你，”奥菲利说，“你的感觉能提高到这样一个地位，那就不再是你了。你开始愚弄自己。你得把真实的你留在家里，因为冒牌的克里斯·奥菲利被邀请去吃饭了。我被邀请参加各种活动，认识各种有趣的人。但我很少去，因为很难成为他们心目中的那个我。有一段时间，一想到人们谈论我，我就感到焦虑。真的！”
克里斯·奥菲利的画作，包括非传统的工艺材料，如闪光、地图别针、胶水和拼贴，以及更有争议的大象粪便。他的作品通常色彩鲜艳，细节丰富，层次丰富，因此每次观看一幅画时都也许会出现新的细节和图像。
其创作志趣在于记录和庆祝黑人的经历，纪念和挑战种族主义暴力事件。他也经常回到宗教主题，特别是在艺术史上展示的主题。
奥菲利的画作还经常呈现装饰性，也就是说，它们看起来非常赏心悦目，使用的材料，如闪光贴纸和地图别针，往往与不严肃的审美对象联系在一起。
通常来说，将当代艺术家的作品称为富有“装饰性”是一种侮辱，因为它暗示了作品中除了外表之外没有一点东西。但是，奥菲利利用传统非洲和土著艺术的技术制作精致美丽的图像来挑战人们脑海中的这种成见，然后将人们带入其中丰富的寓意之中。
奥菲利的创作，既有艺术追求上的动机，也有社会意义上的动机。他不仅回到了绘画本身，还回归了装饰和视觉上的愉悦——那时艺术往往被期望符合后现代主义语境上的、更理性的美学。也许，他对艳丽明亮的色彩、朴实的材料和闪闪发光的表面的吸引力，加上他的项目中高度概念化的呈现，反映了另一种神圣与世俗的融合，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复现了艺术世界的纯真面貌。
除了装饰性，奥菲利的作品还以其丰富的混合性而闻名。美国艺术评论家杰瑞·萨尔兹（Jerry Saltz）写道:“奥菲利的种种画作，让人想起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津巴布韦摇滚画、西格玛·波尔克（Sigmar Polke）、巴西头饰、欧普艺术、狂欢节海报、喜乐茶（Celestial Seasonings）品牌的套餐、海地巫毒教人物、澳大利亚土著‘点画’和后印象派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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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菲利在创作中呈现的“混合性”具备至少两重内涵，其一是他的作品在形式上所具备的，元素丰富的混搭风格，其二则是其在社会学意义上所寓意的文化混合与文化交融的特殊状态。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a）提出了“混合性”（Hybridity）这样一个概念，用来描述移民，特别是在被殖民的地方和正在进行殖民的地方之间的移民，产生新的复杂身份和混合认同的方式。 这些身份与认同，是多种文化、仪式和思想的混合体。
奥菲利的画作经常将西方和尼日利亚的图像和想法混合在一块画布上，并使用拼贴和多媒体技术来暗示多样性和多样性在一个空间中聚集在一起。2002年克里斯·奥菲利和音乐人罗巴·埃尔-埃萨维（Roba El-Essawy）结婚。2005年，奥菲利和他的妻子从伦敦搬到了特立尼达的西班牙港，后来他们在那里生了一儿一女。2014年，他的妻子和记者说:“克里斯是我见过的最注重隐私的人。”
受到位于特立尼达的新家、德国表现主义和《圣经》的启发，奥菲利开始尝试雕塑，并开始主要用蓝色调色板作画。只不过，这个蓝色系列的一些作品，色调暗淡，需要观众用耐心来辨认形状。 大约在同一时间，奥菲利还应用了一种新的绘画方法，让人想起保罗·高更（ Paul Gauguin ）和亨利·马蒂斯（ Henri Matisse ）的作品。他结合了神话和文学中的意象，并使用了更广泛、更生动的调色。
本世纪10年代末，他扩大了自己的实践范围，为伦敦皇家芭蕾舞团(Royal Ballet)设计布景和服装，并为伦敦裁缝厅(Clothworkers’Hall)制作了挂毯《笼中鸟之歌》(the cage Bird’s Song, 2014-17)。2017年，他开始以七宗罪为基础创作一系列丰富的画作，以其电影质感般的调色、闪闪发光的彩点、抽象的黑色人物、花卉和动物为特色。他于2023年完成了这些作品，并于当年在伦敦的维多利亚米罗画廊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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